在发现澳大利亚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欧洲人言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纳西姆· 尼古拉斯· 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论说“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作者由此提出“黑天鹅的逻辑”：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

苏格拉底说，唯一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塔勒布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之一。他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即使你看到了一百万只白天鹅，也不要轻易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在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的21 世纪，没有什么比一种随机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更加重要。

所谓“随机不是别的，就是指不完全的信息或不完全的理解。如果我看到一名怀孕的女性，她的孩子的性别对我来说是纯粹的随机问题（两种性别各50%的可能），但对她的医生不是，他可能已经为她做过超声波检查，而对上帝来说更不是。所以随机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随机的程度因观察者而异。

从观察获得的任何知识中都有陷阱。以一只火鸡为例，它每天有人喂食，每次喂食都令它确信人类是多么为它的利益着想… … 然而感恩节前的几天，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将发生在它身上，喂它的那只手变成了拧断它脖子的那只手。在此，火鸡遭遇的黑天鹅事件对杀鸡人来说并不意外。

可以看到，黑天鹅现象是笨人的问题。某种东西在过去一直起作用，直到它出乎意料地不再起作用。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可能会误导我们——作者说，错误地把时过去的一次天真观察当成某种确定的东西或代表未来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把握黑天鹅现象的唯一原因。

所以，做火鸡就意味着满怀“认知自大”，就是说，人们在自以为拥有的知识方面非常自大。我们当然知道不少，但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以为我们比实际上知道得多一些。

认知自大有双重影响：我们高估自己的知识，低估不确定性。当把随机性等同于不完全信息的时候，塔勒布实际上提出了人类知识的脆弱性问题，这和前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相信人类的理解具有不可靠性。归纳问题是一切问题之母，简单地说就是，对某一事情的观察并不能够料定这一事情会在未来再次发生，不管观察的次数达到多么多。归纳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并不能够真正地从经验中学习。虽说如此，人类仍然相信经验会给予我们教益。此情可以原谅：获取知识的确没有更好的路径。然而，行进在这条路径上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归纳问题为我们的知识断言所设定的局限。

可是，这种关健性的自醒意识在紧要关头却常常是付之阙如的。为此，让我们引进“认知谦卑”，不介意自已看上去像一个傻瓜，拥有少见的敢于说“我不知道”的勇气。丹· 吉尔伯特在著名论文《精神系统如何相信》中指出，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需要额外的精神努力才能不相信。为了不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压垮，就让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吧。

可是，这种关健性的自醒意识在紧要关头却常常是付之阙如的。为此，让我们引进“认知谦卑”，不介意自已看上去像一个傻瓜，拥有少见的敢于说“我不知道”的勇气。丹· 吉尔伯特在著名论文《精神系统如何相信》中指出，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需要额外的精神努力才能不相信。为了不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压垮，就让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吧。